苏教版选修玩偶之家（节选）学案设计

这是一份苏教版选修玩偶之家（节选）学案设计，共2页。

这部戏从首演到现在，所引起的最强烈的震撼在于，它尖锐地提出了现代家庭中妇女的权利问题，即它对于女性在家庭中的“奴隶”状态的质疑。关于这个问题，所选资料中胡适的文章有很好的说明，可以参考。在西方，从古希腊的悲剧《美狄亚》开始，就关注女性在婚姻中的平等和自由问题。截止到易卜生以前，艺术家所关注的婚姻中的悲剧因素可以概括为三种类型：一是由于父母的权力造成男女婚姻选择上的不自由；二是由于封建门第观念造成婚后的不和谐乃至衍生悲剧；三是法律和习俗要求妻子必须保持忠贞，而丈夫可以寻花问柳的这一社会不公正。易卜生提出的问题却超越了这三条，他极其尖锐地揭露了在人们司空见惯的日常生活里现代妇女的奴隶处境，可谓振聋发聩。因此，人们认为，易卜生的《玩偶之家》是“现代妇女的解放宣言”。现在应该提第五单元易卜生与《玩偶之家》第五单元易卜生与《玩偶之家》出的问题是：这个社会命题在当代有没有过时？据说，该剧近年在美国演出时，海尔茂、娜拉的有些台词常引起观众的哄笑，觉得太过时、太滑稽了；还有的观众质疑娜拉抛开三个孩子出走是否道德。还有，如果灾祸降临时海尔茂采取“我是男子汉大丈夫”慨然担当的态度，是否就万事大吉了？在中国，男人要求女人顺从是以男子在危难时对女子的保护作为交换的。如果有了这个前提，男权主义是否就变成了好东西？这些问题令我们深思。中国有的剧院上演时曾将海尔茂改成中国人，娜拉嫁到了中国，结尾是娜拉离开中国返回挪威。这一改动将原剧本的女权与男权社会的冲突转换为中西文化的冲突，这样做是否妥当值得讨论，但剧本也提出了中国的男权主义是否比西方更甚的问题。在当代西方社会，还出现丈夫抛弃妻子、儿女、不负赡养责任的“海尔茂出走”的问题，而且越来越突出。其结果是“娜拉”（妻子）生活艰难、孩子得不到父亲的爱和指导，这实际上是男权主义的另一种表现形态，也很值得讨论。
《玩偶之家》还有一层意思，就是通过主人公娜拉的亲身经历，揭示出浪漫主义的爱情观念已经死亡。前面讲过的《罗密欧与朱丽叶》《牡丹亭》分别显示了中国和西方的浪漫主义爱情观念。这一观念可以用黑格尔的下列话语描绘：
“在这种情况下，对方就只在我身上活着，我也就只在对方身上活着；双方在这个充实的统一体里才实现各自的自为存在，双方都把各自的整个灵魂和世界纳入到这个同一里。”
也就是说，作为恋爱的双方自己都活在对方的身体里和对方的精神世界里，如果失去了对方，不说是最大的不幸也得说是一个很大的不幸。剧中的娜拉也是这种爱情观念的笃信者。由这种信念出发，娜拉认为，在海尔茂遇到生命危险时，自己应该全力以赴不惜生命，同样，在自己遇到危难的时刻海尔茂也会挺身而出，慨然把责任承担起来，就像自己对待他那样。但是，事实无情地击碎了这种梦想──她自己所醉心那种“奇迹”并没有出现，海尔茂一连串的怒骂，不仅使娜拉从所谓“爱情”的幻象中苏醒过来，而且从根本上动摇了那种曾令她舍身、使她快乐的生活观念，她不再相信“奇迹”。这个社会中，包括自己的家庭中自己所倾心的那种爱情已经没有位置。所谓奇迹，也只是一种不可能发生的幻象。意识到这一点，对于娜拉而言，几乎是致命的，这是精神支柱的崩塌。娜拉没有去自杀，但是她的灵魂中赖以支撑的精神支柱却已死亡。当娜拉准备离开海尔茂时，再次提到“奇迹”：海尔茂问：“娜拉，难道我永远只是一个陌生人？”娜拉答道：“托伐，那就要等奇迹中的奇迹发生了。”海尔茂问：“什么叫奇迹中的奇迹？”娜拉说：“那就是说，咱们俩都得改变到──哦，托伐，我现在不相信世界上有奇迹了。”海尔茂在娜拉已经走出门后依然念叨着“奇迹中的奇迹……”但是海尔茂显然不懂也无法领会这种浪漫的观念，但是他没有意识到，正是他所代表的中产阶级的社会观念消灭了这种“奇迹”。《玩偶之家》结局，看起来是娜拉的胜利，其实，是海尔茂的胜利。资本主义的生产关系把所有精神、情感都加以物化，在这种情况下，黑格尔所描绘的那种浪漫主义爱情观念的死亡是不可避免的。
有人认为，浪漫主义的爱情观念是一剂“毒药”，它妨碍人们理性地处理男人和女人的关系，容易给感情带来伤害，因此，它的“死亡”是好事。这个问题值得讨论。浪漫主义的爱情观念实际上是人的理性和性欲之间的“中介物”，它一方面把性欲提升为一种美的情感，另一方面使得理性带上感情的柔性色彩。浪漫主义爱情观念的消亡，使得人们在处理男女之间的“爱情”时，只剩下实用理性和性欲这样两极。这种状况是好还是不好？是人类的进步还是倒退？是很值得深思的。
二、易卜生的戏剧是西方戏剧史上，继莎士比亚、莫里哀之后的又一座艺术高峰。他对戏剧艺术的贡献是多方面的。戏剧是一种剧场艺术，它要求在一个相当的时间（譬如两小时左右）内，把剧场的观众牢牢地吸引住，让他们兴味盎然地从事欣赏活动。因此，易卜生以前的戏剧，大多以一个观众并不熟悉的、充满传奇或激变的故事为戏剧的核心。易卜生则把当时社会的“日常生活”搬上了舞台。《玩偶之家》剧本的开头描述故事发生的时空环境时写道：“一间屋子，布置得很舒服很雅致，但并不奢华。后面右边，一扇门通到门庭。左边一扇门通到海尔茂书房。两扇门中间有一架钢琴。左边中央有一扇门，靠前一点，有一扇窗。靠窗有一张圆桌，几把扶手椅和一只小沙发。右墙里靠后，又有一扇门，靠墙往前一点，一只磁火炉，火炉前面有一对扶手椅和一张摇椅。侧门和火炉中间有一张小桌子。墙上挂着许多版画。一只什锦架上摆着瓷器和小古玩。一只小书橱里放满了精装书籍。地上铺着地毯。炉子生着火。”这段描述，看起来很平常，但在易卜生时代的戏剧创作上有着革命性的意义。在以往的戏剧中，故事发生的时空环境往往与平常百姓的日常生活距离甚远。《玩偶之家》的大幕一开启，观众看到的不是王宫，不是奇山异水，而是生活中随处可见的“小康之家”。幕启时娜拉买圣诞树、吃甜食，以及海尔茂对娜拉“乱花钱”的责备都令观众感到似曾见过。接下来出现的客人如林丹太太、阮克医生等也不带任何传奇色彩，是许多家庭都可以看到的平常人物。英国著名作家肖伯纳在论及莎士比亚与易卜生的区别时说：“在易卜生开始写剧本的时候，剧作者的技术已经收缩为只是布局设景的技术。他们的理论是，布局越新奇，戏剧越好。易卜生的看法恰好相反，他认为布局越家常平凡，戏剧越有趣味。莎士比亚把我们自己搬上舞台，可是没把我们的处境搬上舞台。例如，我们的叔叔轻易不谋杀我们的父亲，也不能跟我们的母亲合法结婚；如果不遇见女巫，我们的国王并不经常被人刺死而由刺客继承王位；我们立券借钱时也不会预测割肉还账。易卜生补做了莎士比亚没做的事。易卜生不但把我们搬上舞台，并且把在我们自己处境中的我们搬上舞台。剧中人的遭遇就是我们的遭遇。”也就是说，易卜生在设置戏剧的情境时，力求接近人们的日常生活，让看戏的人感到熟悉亲切，容易同剧中人认同。这是易卜生在设置戏剧情境时与他的前辈之不同，也是他对现实主义戏剧的重要贡献。
三、易卜生的戏剧情境虽然平凡，并不意味着戏剧没有波澜起伏和戏剧冲突。如果没有柯洛克斯泰以公布娜拉伪造签证的事相要挟这个突发事件，娜拉的家庭可能永远不会爆发冲突，这个家庭就会平静地存在下去。从这个意义上说，突发的“事件”在戏剧性的构成中具有重要意义。在这一点上，易卜生同他的前辈（如莎士比亚、莫里哀）没有本质上的不同。而同契诃夫以及一些现代主义戏剧家有区别。关于戏剧事件如何推进人物性格冲突的展开和发展，教材中已经做了较为详细的分析。在讲授中应该说明，不是随便什么事件都可以构成推动戏剧进展的因素，只有那些能够引发“性格和意志冲突”的事件才具有戏剧意义。